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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傅举有同志的批评

2019年03月07日 栏目:时尚

感谢傅举有同志的批评傅举有同志在6月8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章,对我写的《马王堆汉墓研究评述》中一些错误提出了批评。我仔细阅

感谢傅举有同志的批评

傅举有同志在6月8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章,对我写的《马王堆汉墓研究评述》中一些错误提出了批评。我仔细阅读了傅举有同志所写的《关于马王堆汉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其第二节是对我所写《马王堆汉墓研究评述》(刊登在《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4年期)多处将别人的文章和观点说成了傅举有同志的观点,同时又把傅举有同志的某些观点说成了别的研究者的观点,从而闹出了张冠李戴的笑话提出批评。在此之前,我也知道该文中确有误引的地方。因为去年六月湖南省博物馆召开“马王堆汉墓发掘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配合会议拟出一期馆刊,邀请国内很多学者为馆刊撰写文章,也找了我,提出要我写一篇《马王堆汉墓研究评述》。当时我正在编写和修改《澧县城头山》发掘报告,再加上从70年代后期开始我的精力已转向史前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除了主编《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报告)外,仅在1999年应约为文物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考古与文物发现丛书”撰写了《马王堆汉墓》一书,除此,再没写过与马王堆汉墓有关的文章,对近年来马王堆汉墓研究的新进展并不了解,因此婉言推辞,但博物馆的同志说:“您为文物出版社写的《马王堆汉墓》还没出,您可以在那本书有关章节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增添新材料,删除一些过时的东西。完成这篇文章,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这样我就只好应承下来,并如期交了稿。在《马王堆汉墓发掘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时,每个代表都得到了收录有该文的一本馆刊。会议结束前一天傍晚,傅举有先生找到我,说:“您怎么把不是我的观点强加在我身上?”我感到愕然,忙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你前面引了我文章中的话,而后面所引都是刘晓路在《马王堆汉墓杂考》里的话,人家一看,以为这些话也是我讲的”。作为我的为人,决不会为了某种目的故意把别人的观点强加于傅举有同志,但事实却确实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可一时我又搞不清问题是如何出现的,我立即向傅先生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并提出“既然已经形成事实,必须挽回影响”。当时我提出在第二天大会上由我作个检查,承认由于自己的失误造成引文出处错误。傅先生当时不同意,说:“您向我把问题讲清楚就行了,我了解您的为人,您不会是故意的”。我当晚怎么都睡不着,思考着怎样消除影响。当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已发到代表手中,而且会议即将结束,要把书收回重印显然不可能。思考再三,我向博物馆有关同志提出:“能否打印一个纸条夹在书中,将被混淆在一起的两位先生的话鲜明地区别开来。”省博的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由我写了一个“补正”,在本应属傅举有的话后和本应属刘晓路的话前删除了“另外还提出推定墓主为利豨的理由”,改为“十年后,刘晓路在《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4集上发表了《马王堆汉墓杂考》,表示赞同傅举有的意见,还阐述了其理由。”其后即是原来眉目不清,令人误认为傅文而实际是刘文所列举的理由。纸条打印后,由会务组送交给了各位代表,这样基本上把两位先生的文字和观点分别清楚了。但我当时太疏忽了,本应以此为教训,重新认真审查全文在其他段落是否有同样误引或张冠李戴的错误,但我没有做这一工作,以致后来发现同样的错误在书中还存在多处,这些错误也就是傅举有同志在《中国文物报》上所发文章中指出的该书第5页左栏第22行起至右栏第5行止的一大段文字。由于加了纸条上一段话,从“按照汉代丧葬制度”至“当然非车大侯利豨莫属”正确地归在了刘晓路名下。但其后本应加上“傅举有《关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主问题》”,由于没有加上,造成其后7行,即从“如果不是第二代车大侯利豨”至“家亟奋为什么在纪年木牍中称为主”引自傅举有上述文章的话,也变成似乎是刘晓路文章中的话语了。而这段文字两行“文章还进一步提出三号墓主不只是继承了侯位,而且是权倾长沙的相”这几句话究竟是傅举有文章中讲的还是刘晓路文章中讲的,其归属也就不明不白了。出现这种连环式的错误如傅举有同志批评的,是“粗心,不严谨”。我个人自知性格急躁,做事毛草,写文章图快,是长期存在的大毛病,但一直未能下力气改正,以致出现了这样影响严重的错误。傅举有同志能诚恳地指出,是对我的爱护和帮助,在今后的工作、学习、研究中,要时刻警惕犯这样的错误。 傅举有同志在文章中批评我:虽然对《湖南省博物馆馆刊》发表的这篇文章加了简单的补正,而此文之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马王堆汉墓》中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些错误。在此,我要作简略的说明:《马王堆汉墓》虽然出书在后,但写作却在1999年。出版社要求交稿的时间很紧,当时我正带着六十多位考古人员在澧县城头山遗址发掘工地,白天不可能写作,只好晚上写上两个小时。在赴工地前,我先将有关文章找齐,少数几本文章集中的书带到了工地,而多数需参考的文章散见在很多本书或杂志中,因此只好在看过之后将重要论点和预计在写作时要加以引用的段落抄录成卡片带到工地,写作主要靠带下去的几本书和一大堆卡片。后来在文章(《马王堆汉墓研究评述》和书《马王堆汉墓》)中发现引用文章混淆和错误,其原因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问题的症结在那里,问题主要出在那个环节。想来想去,我推想的可能是有些卡片忘记了注明出处,而在工地写作时仅凭记忆和印象将这些未注明出处的卡片所录内容判断为引自某某先生的某篇文章,而到书稿完成回到长沙后,又把需要对这些卡片录自何篇文章进行核实这一重要工作忘到脑后了。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因为我的原稿写得既潦草又乱,后来又补充了一些内容进去,这样就更乱了。誊正时极易把先后顺序搞颠倒和混乱。但在其后的校对时,只注意了文字上的连贯,而没有想到有前后文字颠倒、串联和张冠李戴现象存在。现在看来,发生这些错误虽有偶然因素,但根子却是自己的粗心和欠缺严谨的作风。由于《马王堆汉墓研究评述》基本上是在《马王堆汉墓》有关章节基础上补充和删节形成的,因此《马王堆汉墓研究评述》中的错误实际上原本就存在于《马王堆汉墓》书稿中。在发现《马王堆汉墓研究评述》的上述错误后,本应想到当时尚未出版的《马王堆汉墓》书稿中肯定也存在同样的错误,但我没有想到这点,更没有想到应将书稿取回进行认真的审阅,改正错误。而书出版后,我只是觉得书从设计、图版、插图、版式都很精美,而对文字却只是匆匆地浏览了一遍,这样就造成了上述错误在2004年9月出版的《马王堆汉墓》一书中同样出现。对于我的一系列失误,真是非常痛心。傅举有先生实事求是,出自爱护我的目的着文指出了我的错误,我衷心的感谢。对因我的失误而受到伤害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愧疚,对因我的错误而受到误导的《马王堆汉墓》和《马王堆汉墓研究评述》的读者致歉,并下决心改进自己的作风,争取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重犯同样的错误,努力出精品,以答谢关心和爱护我的同志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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